2016年是全球体育大年，美洲杯、欧洲杯、奥运会接踵而至。放眼全球，大型赛事对体育产业发展的推动至关重要，顶级赛事IP成为大资本争夺的焦点，万达、华人、乐视、腾讯等纷纷涌入；聚焦中国，大赛对体育产业更是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，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资本及产业层面，而且深入骨髓，为国内体育产业的方方面面注入了鲜明的中国特色。

比如在最为关键的人才培养上。体育人才，尤其是以职业运动员为代表的高端体育人才，是一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根基。对比中外体育人才的培养，中国的体育人才具有鲜明的大赛定律：大赛适龄运动员拥有更多的体育资源，竞技水平更高，得到的比赛及曝光几率更大。

以数据统计相对完备的足球为例，统计2015年中超一线内地球员的年龄分布，单数年出生的球员数几乎是双数年的三倍。相比之下，日本J联赛和韩国K联赛在球员年龄分布上则正常得多，单双数年出生的球员数量不存在显著差异。

表格 1、中日韩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年龄分布（按单双数年）

按照年份进行统计，结果更加明显。相比于日韩联赛，中超职业球员在出生年份上存在明显的双数年断层，而且表现得十分稳定：

图 1、中超球员的出生年份分布

图 2、韩国K联赛（左）及日本J联赛（右）球员出生年份分布

这样的结果，或言出生年份上的断层，多少令人感到费解。虽然从全球范围内看，体育人才的涌现的确存在所谓“大小年”的规律，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何国内的“大小年”差异如此巨大，并且呈现稳定的周期性特征。

关键在于大赛导向的选材机制。即使作为中国最早进行职业化的运动项目，足球运动员的选材依然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、举国体制特点，各地体育局、体校以及国家队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。当行政力量成为体育选材的主导，体育人才的培养自然遵循行政长官的意志，而非市场规律。

对各地体育主管部门而言，首要任务是为全运会及奥运会服务，金牌是最重要的KPI。体现在选材周期上，单数年举办的全运会（要求U20、U18年龄段参加）以及双数年举办的奥运会（要求U23年龄段参加），就使得中国足球在体制内选拔“苗子”时，更倾向于适龄的单数年出生球员，并减少了双数年球员更上一层楼的机遇。实际上，全运会的年龄限制也是在为奥运会服务，比如2013年举行的沈阳十二运会，各地选拔的U20苗子，同时也构成了2016年国奥队（U23）的人员储备。而这批苗子的出生年份，反推回去，便是构成当前中超主力的“93一代”。大赛对国内体育人才培养的决定性作用可见一斑。

在这样的选材机制下，可以想见，双数年出生的球员有很强的激励更改年龄，以适应全运及奥运周期。这也是为什么改年龄现象在国内体育领域层出不穷，以及进一步解释了中超职业球员单双数出生年份差异巨大——不排除一些双数年出生的球员主动或者被动调整了出生年份。

如果说独特的年龄分布只是行政干预体育的一个“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坏”的结果，那么由此导致的体育资源分配不均，以及对体育人才培养构成的扭曲，则对国内体育及体育产业构成了实实在在的伤害。

分析国内体育产业的发展，一个问题始终绕不过去，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？其实从大赛成绩看，中国青少年足球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曾有过不错的表现，比如2001年阿根廷世青赛，81年龄段的国青队小组出线，仅一球惜败阿根廷，被誉为“超白金一代”；2005年荷兰世青赛，85国青，同时也是2008年奥运会适龄队伍，小组赛三战三捷，仅一球惜败德国队，被誉为“黄金一代”。但这样的好成绩并没有延续到成年组，当国青队步入成年，他们的运动成绩和赛场表现就被同年龄段的日韩球员拉开了差距。

出现这样的问题，原因十分复杂，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青年队成绩也许并没有那么好，国青队集体改年龄，在国际赛场上以大打小，在业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。而一旦步入无差异的成年组比赛，这种年龄的优势便荡然无存，自然比不过其他国家；二是国内职业联赛需要为奥运及国家队集训让路，赛事周期短，球员得不到锻炼，限制了联赛及球员的发展；三是为保奥运，国内足球管理部门屡次拒绝球员留洋申请（曲波、陈涛、张恩华等），让这些适龄球员失去了在高等级联赛锻炼的机会。而与此同时，日韩球员却能够大量输出欧洲，大幅提高身体素质及技战术水平；再加上为扶持85国青打2008年奥运会，牺牲了87、89一代的多次大赛机会，直至“93一代”才又迎来人才大年，中间出现了长达8年的人才断档（中超联赛87、89年的球员虽然多，但成名的少）……长此以往，中国足球自然不行，能行才怪。

罗列总结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，林林总总都指向行政对体育的过度干预。更进一步的，在职业化道路上走了20多年的中国足球尚且如此，其他仍然停留在体校和体制内的运动项目则更加不堪。除了少数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度不高的非市场化项目，中国体育及体育产业要想取得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地位，困难和阻力重重，恐怕需要1甚至2代人的时间。须知，体育产业的两个“长”是绕不过去的，一是人才培养周期长，二是联赛成熟周期长。这并不是资本涌入便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的，更何况当前还存在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。

说一千道一万，中国体育产业的改革与发展之道并不神秘，那些用来描述其他领域改革的美好词汇，同样适用于体育领域：供给侧改革、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……但说易行难。行政对体育及体育产业最大的干预莫过于大赛导向，用奥运会、全运会的KPI指挥体育资源，形成独特而鲜明的大赛定律。以上种种，可谓都是改革的深水区。

不破不立，先破而后立，为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制度环境，正是当前政府、资本及体育业界的当务之急。